富人左右社会、垄断者控制消费者、资本家控制工人等新的人性控制与冲突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之所以民法会将私有财产权推向神圣，用继承权作为私有财产权的进一步固化手段，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为人与人之间活动的根本原则，目的就在于要突出民法解放人性而追求人性平等、人性自由的本旨。史实已经告诉了我们，酿成人类社会严重灾难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最主要根源正在于此。

其看不见的手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政治国家的排斥，正是根植于经济人假定理论的。二是为人类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激励机制，让人们崇尚财富并发挥自己的潜能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所谓私法公法化是指公法规范注入私法领域的现象，{23}20或者是指公法对私人活动控制的增强，从而限制了私法原则的效力，如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私人财产的使用加以限制，对当事人契约自由的限制等。黑格尔认为，伦理是一个活的精神性的世界，伦理的发展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自由经济是否有自由以及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国家（政府）的权力被驱逐的程度。

至于看不见的手，由于其根因于经济人假定理论，因而其价值、地位必然与经济人假定理论的荣辱兴衰与共，在此不再评说。{25}56-57 从私法公法化自身的含义及表现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法在面临新的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为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提高民法的有效性而对国家干预的适当关注与接纳。弱者往往是在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剥夺之下，从而在心理上、生理上、能力上、机会上、境遇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

（3）物质上的财富不算什么，因此穷人和富人能够在不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同样生活得很好。换句话说，在一般人享有的人权的基础之上，弱者必须拥有特权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存。{5}当然，这并不是说普通人、一般人的人权就不重要，而是相对而言，解决弱者的生存状况、维护其正常的生活显得更为紧要、更为迫切。（三）如果将权利的运作视之为法律主体为获取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过程，那么，人们究竟有无行使权利的能力，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另一方面，在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之下，将有限的资源投放于弱者的权利保障之上，也有利于弱者迅速改变其不利现状，尽快地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就法律层面而言，当法治要承载着保护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的神圣使命时，弱者的人权保障则显得更为迫切。然而，仅以平等对待来调整社会关系，只能说法律保持了适度的中立，却不能说法律已经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因为在法律之下的社会成员，实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地位、能力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不可否认，强者也可能因其自身的能力与贡献而占有较多的分配份额，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允许而且要加以保护的，但是，如果强者占有的份额太多，而与赤贫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就值得商榷。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传统上均贫富观念的复苏，那种通过法律来强行使富人变穷或使穷人变富的主张，本质上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悖。

一句话，当法律要扮演正义的使者这一角色时，它既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与保障，也要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提供帮助与救济。因此，弱者的人权保护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水准。随着时间推移，有利的位置会带来权力、特权和声望。同时，许多专有的权利就是为弱者的利益所设定的，如社会保障权、社会救助权等，弱者拥有这样一类权利之后，即可以向国家和社会主张、请求，从而获取物质的帮助，保证体面的生活。

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拥有常人的经验与理性，正确地选择与判断都应当不成问题，但关键是，社会上的弱者是否也具有这样的能力呢？瑞士学者弗莱纳就以朴素的语言，追问了以下问题：当实际上无人能够阅读时，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宗教共同体养不起牧师时，宗教和良心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有一些人买得起高楼大厦而其他人几乎无家可归，那么，为什么要保护家庭的私人领域？当穷人只能靠富人的垃圾维持生活时，我们何必耽心人格尊严？当此处的人有做不完的工作而别处的人失业时，一个人怎能确信个人的正常发展？{3}弗氏所言，无非就是权利行使的能力问题。{13}按照梅因的叙述，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把人从家族、行业的束缚上解放出来，人人都变成了拥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国家公民，所以，代表权力和特权的身份制度寿终正寝，每个人都和别人一样，拥有同等的尊严、价值和地位。

二、通过分配正义保障弱者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机制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讲究公平、注重正义的社会。因而，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符合法律公正的基本要求。

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二是绝对保障，亦即在自由社会中不可能为所有的人获得的保障，这类保障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保障{10}。著名国际人权专家诺瓦克就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各国不再简单地因为他们正面的宏观经济数据而被视为‘高度发达了，相反其是否发达的标准是有多少人获得充分的教育、保健、工作、食物、住房、社会保障、民主治理、独立法庭和批评性的市民社会并且能够安全地、不受歧视地生活。处在这些位置上的人会被给予权力、特权和伴随这些位置而来的声誉，处在这些位置上的那些人的孩子则会享有优越的条件。为什么？人权不是国家发放的津贴，不代表每个人只要是人即可享受并从中获益，人权只是提供行动的资本或者说代表着一种国家承诺的保障，人们是否愿意享受权利或者是否能够享受权利，则只能求助于个人的实际需求和相关能力。而就缺乏权利行使能力者来说，弱者则显然是其中的主要成分。

社会本身就充满了歧视和偏见，一个品行上有劣迹的人的维权，和一个一生清白的人的维权，其背后的社会支持与法官观感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还必须有这样一种认识：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

没有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救助，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是一句空话。（参见：许庆雄．人权的调整与效力之研究[G]//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431.） [2]苏轼：《前赤壁赋》。

（5）穷人适合贫穷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能享受更奢华的生活。原因是： （一）弱者由于自己的悲惨状况，实际上更需要权利的保护。

能否为权利而斗争，这取决于人是否有直面侵害、果敢反击的个性或血性。特别是由于天灾人祸、失业下岗等不可预知、不可掌控的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弱者，在获取相关权利的支撑后，他们能够借助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条件，迅速地摆脱其不利地位和生存窘境，从而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由此保证社会的高度和谐。梅因在总结法律的发展进化规律时，曾自豪地宣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换句话说，当‘贫穷被成功地战胜和‘人人享有所有人权……已经在最大可能的限度上得到广泛适用时，才是‘高度发达的。

正如密尔所言的那样，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道德原则和社会团结的基础，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是更需要帮助，而最需要帮助的人则是正在挨饿的人。考虑到现在的生活环境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我们社会的政治组织存在于国家中，让政府负责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是合理的。

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所以，由贫穷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是最有力的要求，显然有最为充分的理由通过社会组织来救济急待救济的人。

（7）穷人只有在学会了富人的礼貌和道德后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8）穷人和富人在物质财富上的平等权利尽管确实存在，但却被其他的关注，如自由的重要性给推翻了{8}。

[3]但分配正义之所以提出，以及分配正义之所以重要，都和弱者的存在相关。在谈到受教育权的意义时，著名法学家拉兹就特别指出：受教育权背后的推理在于，人们过上如意充实的生活的能力取决于拥有这样一些技能，这些技能是应对生活的挑战、抓住他们所处的或可能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的可用机会所需要的一切。对于这样一类人群可能遭受的权利侵害，就需要国家出场，用强制干预的方式来为他们提供特别的保护。这样，福利国家便成了一个家族式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家长控制着社会的大多数收入，他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需求或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的数量和品种来分配这些财富。

{9}一个理想的社会，一方面应当赋予权利，让穷人有生存的可能。在这里所称的阶级，也就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结构意义上的阶层。

这样，获取法律救济的权利，像出版自由和受教育权利一样，仍存在仅供富人享有的危险。因为它甚至构成了其他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

我国台湾学者许国贤先生在解读奥克肖特的理论时，就精辟地指出：个人的诞生、个体性经验的觉醒，也意味着每一个人必须去承担自我选择和自行追寻幸福的责任或包袱，这是要去做为一个‘个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里，失权者、失能者、失败者即为我们所说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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